浅析“王朔现象”

——以《动物凶猛》为例

内容摘要：“王朔现象”是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坛上饱受争议的一个文学现象，他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它所处的那个特殊时代的必然产物，本文以王朔的作品《动物凶猛》为例，简要介绍王朔小说的特点，再从时代背景，文学背景，商业写作以及影视传媒的推动四个方面浅显的分析“王朔现象”产生的原因，之后思考“王朔现象”所带给我们的关于文学的思考。文学要代表一个时代的声音，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真实记录一个时代。

关键字：王朔现象，动物凶猛，调侃，反叛，

王朔是我国著名的作家、编剧，其代表作有早期的《空中小姐》，这是王朔第一篇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描写了一段非常纯美的爱情故事，然而这种过于纯美的写作风格似乎与王朔的风格并不协调，直到后来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千万别把我当人》、《玩的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动物凶猛》、《编辑部的故事》等作品与影视剧的出现，才使得王朔有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 王朔的小说曾经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一度成为人们关注和热议的焦点，形成了一股接近于疯狂的“王朔热”，其小说总是以当时生活在北京底层的人们的粗俗口语对严肃正派的政治话语进行独特的调侃和嘲讽，王朔小说的主人公也都是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和思想文化处于正统文化边缘的人物。在他的小说中，这些“边缘人”成为了生活的主角。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处于社会全面转型期的人们的价值观也跟着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市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开始逐步从一直以来的受压抑状态下苏醒了过来。王朔小说塑造的具有典型性特征的人物形象和调侃的文风，正好与处于那个特殊时代大潮下的人们的反叛意识契合，从而引发了广受争议的“王朔现象”。

一、王朔小说的特点：

王朔，作为“中国小说后现代实践的第一人”，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一石激起了千层浪。下面以他的小说作品《动物凶猛》为例简要分析王朔小说的特点。

（一）、通俗幽默的语言

讽刺调侃式的语言是王朔小说最具特色的语言风格。一切占据了主流地位的美好而神圣庄严的情感和价值观在王朔的小说中都必然的受到了无情的讽刺与调侃，最终成为了一个笑话。正是这种桀骜不驯的语言风格，也是王朔饱受争议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作品《动物凶猛》中，王朔就是用他的黑色幽默，讲述了一群处于新中国解放初期，生活在北京军区大院的孩子们的成长历程。他们处于那个“学生获得了空前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知识”①的年代，

年轻的主人公们肆意的放纵着自己，从来不用担忧自己的未来。“一切都无须争取，我只要等待，十八岁时自然会轮到我”。②看似肆意嬉戏与轻佻的姿态里，却也同样的隐藏着的是对所谓理想的嘲弄和挖苦。他们深知自己的认识已经是被禁锢在一个特定的范畴之内了，没有理想，没有奋斗的目标，甚至连思想的慰藉都无从寻觅。因此他们的生活中只剩下随处发泄的多余精力。“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避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有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③他们叛逆甚至于疯狂，无非是为自己那无处安放的自以为是狂傲，实则漂泊不定的灵魂寻找一处慰藉的土壤。

“京味”十足的口语化是王朔小说的又一大语言特色。其实王朔的本人别非是北京人，他笔下的主人公们也不都是纯粹的北京市民，所谓的“京味”只是以模仿北方方言为基调，融合社会各界时下流行的语言。这种口语化的语言风格能够表达出原有的标准书面语所不能表达出的精神内涵，更多了一些韵味。这种最接近平民的语言最能容纳一定社会时期的时代精神。

（二）、典型的人物形象

王朔笔下的主人公身上都带有浓重的“痞子味”，他们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代表了那个时代大部分年轻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的倾斜和断裂。他总是能准确的找出一个时代的诟病，在嬉笑怒骂中表达出自己对社会上的“伪崇高”“伪道德”的鄙夷和批判。

作品《动物凶猛》中以第一人称的“我”作为叙事的线索，牵引出了在“我” 的世界里的山大王高氏兄弟，贰臣的王若海，狐狸精于北蓓，交际花米兰。他们每个人都是代表了当时社会上一类人的缩影。在这群成长在军区大院里的孩子们看似挥霍虚度的青春里，映射了多少被那个特殊时代所夸大的少年血性。“当人被迫陷入和自己的志趣相冲突的庸碌无为的生活中，作为一种姿态或是一种象征，必然会借助于一种恶习，因为与之相比恹恹生病更显得消极。”④就是这样一群在那个特殊时代大潮前显得无限弱小的孩子们，只能以一种拉帮结伙的群体游戏来掩饰自己内心的空虚与惶恐。怀揣着英雄主义美梦的年轻人们，只能重复着从孤独到愤怒再到妥协的青春之路，成长在他们来说成为了一种冒险。

（三）、独特的反叛精神

王朔，作为八九十年代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围绕着王朔进行的争议从始至终就未停止过，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无论是“侃爷”还是“痞子”，但是王朔小说中所体现的反叛精神还是为大家所称赞的。如刘鸿鸣在《王朔现象》中所提到的“王朔小说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批评力量，他让我们领略了转型期社会激荡、碰撞和现代都市的斑驳陆离、眼花缭乱的生活色彩以及人生现世的纯洁、善良和娇美，更多的是荒诞、调侃、虚伪、暴力、色情和无耻。他对生活的洞察、感受、穿透和表现使其小说真正具有认识价值”。王朔小说的叙事总是以嬉戏、轻佻的姿态准确的揭示出知识分子文化中的一些劣根性，对那些迂腐清高、自我膨胀的精英文化给予最痛快淋漓的嘲讽和挖苦。例如《动物凶猛》中，“在院门口，我碰见了许逊的妈妈，这使我很懊恼。这女人在院里正直得出了名。对待我们这些孩子就像美国南方的好基督徒对待黑人、经常把我们叫住，当众训斥一顿。虽然她儿子和我们一样坏，可这并不妨碍她的正直。我敢断定她十有八九会把上学时间在院里看见我这件事告诉我父亲，从中不难得出我逃学的结论。”其中的许妈妈就是作为一个迂腐的知识分子文化的存在。主人公的控诉代表了一个特定

时代的声音。王朔小说的反叛精神引领了市民文化的日益崛起以及对精英文化和严肃文学的消解。

二、“王朔现象”产生的原因

“王朔现象”从其实质上说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他的小说从一开始就有着强烈鲜明的文化快餐性质，是商品经济社会的一种特有产物，“王朔现象”的产生并非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那个特定的时代选择了他作为一个时代的表述者。

（一）、时代背景：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承前启后的状态，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也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带动着全国个领域进入了一个全面转型的时期，在文化领域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长期禁锢，八十年代成为了一个思想解冻的时代，文化开始翻身。思想上的解放比肉体上的解放更令人感到欢欣鼓舞。但是，过于放纵的自由也必定与一定的腐朽糟粕相伴而来，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不仅普通民众逝去了道德依据，就连一向自认为清廉的知识分子也匍匐在了金钱的物欲大旗之下。出现了一时间的“文化的失范”。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人文精神、纯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从社会的中心地位滑向了社会的边缘，文化逐渐趋向于大众化。文化大众化成为一种文学潮流。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王朔带着他独具特色的作品犹如一匹冷傲的黑马，一个不小心爆出了那个时代的冷门。王朔的小说真正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他的“顽主”系列，他的作品总是以颠覆性的思想叙事方式打退那些占据主流地位的知识分子文化，王朔在作品中对一切看似美好、崇高、正统的情感及价值观进行了调侃，使其看起来就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笑话。到了九十年代，对于八十年代来说也许是一次文化的锐变，是对于未来的一种奠基，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九十年代是道德失落，文学没落，“文化失范”的年代，这是的王朔作为小说家和一个文化现象逐渐浮出了文化的海面，一些学者称其为“痞子文学”，对于痞子文学的评论也是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面对在八九十年代国家政治影响下的社会转型、经济大潮冲击、拜金主义大肆盛行的土壤和环境下，崇高不再，深刻退位，文化大众化、地摊文学、快餐文学盛行，痞子文学的盛行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适应了那个时代的要求，应运而生的。一时间，“痞”成为了一种流行风尚，“侃爷”吃香。在社会上，严肃文学终究是跟不上时代的潮流，逐渐干枯。文化让位给了市场，一时间大众文化铺天盖地的流行起来。

（二）、文学背景

八九十年代的文学背景也是王朔成为一种文学现象的一大原因。以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为基奠，文学界长期处于的受压抑状态土崩瓦解，突然而来的思想解放是王朔作品迅速占据了读者市场的文化背景，使王朔现象成为了八十年代后期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使“新写实小说”思潮崛起。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彻底粉碎，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宣告结束，经过了十年文革的动乱，无数被卷入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知情、知识分子、受到迫害的官员以及一些城乡普通民众从“四人帮”的专制拘束下解放出来了，人民怀着重生般的喜悦和义愤，揭露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所承受的悲剧性的遭遇。反应在文学领域就是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开端，一批揭露“文革”黑暗历史的创伤小说纷纷涌现出来，就此，伤痕文学正式登上了历史文坛，成为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占据了文学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

在多数的“伤痕”文学作品还仅仅是停留在对这个社会和对人生的伤痕表层

进行描写时，有人提出了“向前看”的口号，使得伤痕文学在兴盛之时几乎半途夭折，另一批敢于思考、人生阅历丰富的作家带领着文学界率先走出了“伤痕”的阴影，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这一主张，也就是“反思文学”。反思文学与伤痕文学相比，反思文学“具有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从揭示文革错误的表象上升到了历史经验的总结分析上，以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为标志，成为新时期的第二股文学思潮。

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奠基下，文学视角越来越开放，文学不再只是注重社会问题的表象，二十转为社会心理层面的研究。当文学只是竭力的抗拒“纪实”的牵引、高度警惕的维护着文学原本的特性时，这种既纪实又创新的文学思潮也就逐渐显露出来了。“新写实主义”占据了文学舞台，它与之前的几种文学思潮都有着血缘关系，他在文学界的疲软时期充当了过渡性的角色，他的创作承接了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部分影响，彰显了现实主义的强盛生命力的同时，也显示了现实主义在当代社会文坛上的开放性。“新写实主义”小说总是在精神上出现对理想精神的放逐，对崇高的解构，从而彰显出人生平庸的真相。就想王朔的作品中，主人公变为平庸的小人物，他们没有个性特征，往往面目模糊，似是而非，性格缺少强烈的自主意识，总是生活在生活的边缘，思想也处于道德边缘的边缘人。经历着日常的琐碎生活，却从中体现出他们在生活中的坚韧与顽强。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文学背景中，王朔成为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必然。

（三）、商业写作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受市场经济与文化市场化两方面的影响，小说写作的商业化成为了一种发展必然。小说像市场上流通的商品一样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并受市场的支配和影响，小说创作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读者的喜恶觉得了小说的成功与否，再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小说创作逐步从纸媒时代步入了电子传媒的时代。

在中国文坛 普遍不景气的大背景下，王朔的小说之所以可以在文坛中持久的引起大的波澜，王朔现象经久不衰，正是因为王朔采取了以市场导向为牵引的商业写作的创作立场。不同于固守纯文学阵地的古板作家，王朔在这样一个时代根据他的从商经历，成为了一位有商业天赋的作家。他以一个商人的眼光敏锐的找寻着小说“好卖”的通道。王朔的小说从最初的选题策划到最后的出版广告宣传，无一不是按照商品的生产销售的程序而进行的，他总是极力采用一些吸引读者眼前的因素，例如作品的标题，《动物凶猛》、《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等，都是选用一些对读者来说极具吸引及诱惑的词句，抓住读者猎奇的心里。

面对着经济的巨大转型和思想开放，很多作家都再没勇气摒弃金钱利益而只是谈论生存之外的东西，例如精神，例如信仰。单纯崇高的纯文学在现实生活的利益关系、柴米油盐中，逐步败退，在生存面前慢慢消退。王朔把写作作为一种职业，依靠写作生存，他坦然的承认写作是为了赚钱，毫不掩饰自己写作动机的功利性，“我写小说就是要拿它来当敲门砖，一要通过它过体面的生活，目的和名利是不可分的。”⑤王朔本人对文化市场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文学本身也是商海，写作就是做生意，有需求，加上消费渠道畅通，也能卖个好价钱。”⑥王朔坦言平凡，以一颗平常心颠覆了传统的伟大的含义，不耻言利的把艺术作品变成了商品，成为商业写作的第一人。

再者，王朔的自我炒作也成为了他小说广告宣传的一种方式，如果除去道德的外衣，单论他的这种行为，无疑是一种无成本的自我宣传。王朔经常在媒体面

前露面，嬉笑怒骂，出言不逊，不断的贬低他人以及自己，笑金庸，贬鲁迅，骂孔子，讽老舍。一时间，媒体连篇累牍的进行追踪报道，无论是网站还是报纸杂志，都吵的沸沸扬扬，这种哗众取宠、自我炒作的行为，确实让他赚足了众人的眼球，不仅为王朔带来了知名度和丰厚的利润，也为王朔现象的成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影视传媒的推动

在中国现当代的众多作家中，王朔是最早利用影视传媒的推动，与影视合作的作家。多部小说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自1988年，王朔的小说《顽主》、《轮回》、《一半火焰一半海水》以及《大喘气》等改编为电影后，在影视和文艺界都掀起了一阵大轰动，这一年被人们称为“王朔年”。之后的《动物凶猛》等一系列小说改编的影片更是让王朔名利双收。正如王朔本人所说，“影视创作为我带来了远超小说创作的名声和收益。如果我没有适时地转入影视创作，十有八九我至今仍在黑暗中摸索，写吐了血仍不为人知。”王朔的成功正是适时的借助了影视传媒的推动作用。文学作品借助影视这种强势传媒的力量让更多人知道并了解，从而促成了西松的畅销。可以说，现代化的大众传媒扩大了文学作品的影响范围，影视成为了文学传播的翅膀。

作为九十年代初大众文化领域的领军人物，王朔坦言：“我在1988年以后的创作几乎无一不受到影视的影响。”例如《动物凶猛》后来改编为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而一度走红。《阳光灿烂的日子》无疑是九十年代中国影视界出现的意外之喜，王朔的调侃幽默，夏雨、宁静等演员看似稚拙但绝不生涩的表演，以及导演姜文初次作为导演的灵气和才气综合之后，把这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军区大院孩子的成长历程活灵活现的展示给观众。影片所带给观众的当然不仅仅是一种闲来无事的闲聊调侃和对那个特殊时代的一份追忆和讽刺，更深的震撼观众灵魂的是这部影片所展现的那种意象丰富的“社会一个人”、“文化一心理”的图景。

《阳光灿烂的日子》无疑是1995年中国最卖座的影片之一，把这种成功单纯的归功于王朔或是导演姜文都是不公平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成功是王朔与姜文两个人的成功，也是文学与影视联姻的成功。正如张艺谋所说：“小说家们的好作品，无论是写人还是写事的，都有深刻的内涵，这就为影片在内容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其次是小说家们的不同风格的作品可以使我们的影片风格各异。”儿姜文对于王朔的小说似乎有着一种特殊的偏爱，他们两个人基本上是同龄人，人生经历类似，儿王朔在《动物凶猛》中所要表现的那种带有着青涩味道的少年记忆和姜文在感情上产生了共鸣，那是一种难以释怀的“文革记忆”。《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姜文改编的最接近忠实于原著的一部影片，小说《动物凶猛》所表现的那种爱情，那种最原始且毫无方向不知所措的情感，是极具代表性的。而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经由姜文改编后，大量增加了姜文自己的一部分人生经验以及一些无法用文字表达的听觉和视觉神采，成为一部有血有肉充满个性的作品。姜文对《动物凶猛》的改编和演绎，都是推动其走向成功的助力。接下来简要分析姜文从影视角度对小说进行了哪些改编。

首先，电影与小说不同，电影更重视的是追求视觉效果，小说中描写了大量主人公的内心活动，这些运用到电影创作中则不能很好的表现出来，因此在电影中进行了删减，取而代之的是震撼视觉的宏大场面，例如影片开头欢送家长到贵州当军区代表的喜悦场面，在胡同里血腥打架时背景音乐中播放的越南人民抗美战争胜利的新闻以及之后的《国际歌》时激情洋溢的场面。卢沟桥下的群架和莫

浅析“王朔现象”72_王朔作品

斯科餐厅的狂欢。以及道貌岸然的老将军和年轻貌美的小老婆看有裸体镜头的批判电影时的场面，马小军为炫耀爬上高烟囱又掉下来的惊险的场面，这些都是原著中所没有的。在电影中以具体的影像出现，都给人以气势恢弘的震撼效果。

其次：小说改编成电影后，故事情节和人物特点都必须更加明确清晰。因此，在电影中，雨夜在米兰楼下喊叫的不再是高晋，而是马小军，用板砖拍别人脑袋的也不再是方方，而是马小军。马小军在派出所哭也不再是因为胆怯懦弱，而是为了追寻米兰。改编后的马小军荧屏形象更加充实。

最后，姜文对王朔原著改编的最成功之处就在于他把《动物凶猛》的主题演绎的更加完美。小说的主旨就在于说明人在那种无序的社会状态下，也会出现的非理性近似于动物的行为。影片中马小军爬烟囱、树林中米兰追看马小军尿尿等后加入的情节，以及在餐厅中与刘忆苦打架酒瓶打碎等改写情节都是为了增强对人性中“动物凶猛”一方的揭示力度。把王朔小说《动物凶猛》的主题演绎的更加完美。

三、“王朔现象”的反思

通过之前对王朔小说特点以及“王朔现象”产生的原因的种种研究，不得不让我们对这一文学现象所反射出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王朔现象”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时代的选择，王朔的成功以及“王朔现象”本身就说明了文学要适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代同步，固守陈规只会让文学停步不前。王朔看似“痞味十足”的小说，实则是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接下来从时代精神上分析“王朔现象”，反思文学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

首先，王朔的文章中都带有浓重的反叛精神，这也是他的作品广受争议的直接原因。这种反叛精神是王朔作品的灵魂，也是传统的文学家们所最不能接受的，这种精神贯穿着王朔作品的始末，是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灵魂线索。看似桀骜不驯，看似法理不容，却真真实实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例如，作品《动物凶猛》中的主人公，对“锁”有着特殊的好奇和敏感，甚至于仇恨，一见到“锁”就想把它撬开，表现出的是对于“禁锢”的敌意和刺探秘密的好奇心，打开锁进入别人的家里，对他来说是一种冒险以及自以为是的“成就感”。这样的行为和思想在反对者眼中是不能接受的，他把人性隐藏的罪恶念头写的清楚明白，且不加批判，好似教唆人们去学坏。其实不然，在时代解放的大前提下，思想解放，文学解放都是一种必然趋势，王朔只是适应了这种时代趋势，作为思想解放、文学解放的先例，引领文学从迂腐清高、自我膨胀的精英文化中逃离出来，与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解放大潮相融合，从而引领文学转入另一个发展时期。

其次，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盛行。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带动了政治文化领域的解放发展，“文化的失范”和金钱物欲的盛行也随之而来。这都是那个社会时期避免不了的弊端，严肃文学对这些视而不见，极力隐瞒。王朔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不顾所谓正统的束缚，肆意破坏一切看似美好、崇高、正统的价值观。毫不留情的揭示出时代的诟病，看似道德失落，文学失范，实则也是那个时代的必然，把一切美好崇高背后的丑恶虚伪揭示出来给人们看，真正敲醒了那个时代甚感茫然的人们的灵魂。时代变了，在金钱利益面前精神和信仰不再崇高，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盛行，为依然迷惑的读者敲响了警钟，也是那个特殊时代应有的特殊方式。因此颠覆传统的王朔，看似“痞味”十足的王朔，适应了那个特定时代的发展趋势，广受观注，成为了一种文学现象。

四、结语

综上所诉，“王朔现象”的出现在文学界引起了一片哗然，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但无论是“侃爷”“痞子”也好，是“媚俗”“商业意识”也罢，不可否认的是王朔的作品写出了一个真真实实的时代，是一个时代的声音。他的作品是那个特殊时代的投影，他向世人所展示的是特殊的社会层面，这就使得他的小说不只是纯粹意义上的通俗小说，而是进入到了文学的领域。

文学就是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记录一个真实的时代，揭露弊端，弘扬正义。因此，本篇以王朔作品《动物凶猛》为例，分析“王朔现象”的特点和成因，从而得出，文学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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