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八十年代

我的八十年代,是从到《人民文学》杂志当实习生揭开序幕的。那时候,《人民文学》在东四八条52号,借居在戏剧家协会的楼里,斜对面就是叶圣陶先生的大院。编辑部在楼里一共只有两大间、三小间办公室:小说组与行政组占了两大间,诗歌散文与评论组占了两小间,另一小间是常务副主编的。《人民文学》是文革后期,1976年初复刊的,四人帮粉碎后,主编从诗人袁水拍换成了诗人李季,但编辑部人员无变化。当时,小说组组长副组长分别是许以与涂光群,诗歌散文组组长是周明,评论组组长是阎纲,吴泰昌、刘锡诚都在评论组。

现在回想,那五六年持续不断的改稿,好处一是练了字——改了四五遍,培养了书写能力、书写速度;二是读了书,七十年代是苦于找不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料室对我而言犹如宝库,而每认识一个前辈作家,家里都有大批的藏书。我的十九世纪文学的基础阅读就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我至今仍然留恋七十年代北京的空与静——知识分子下干校,知识青年下乡,毛泽东当时把几乎所有思想活跃的因素都疏散到了农村,又实行严格的户口制度,到北京买火车票都必须凭介绍信。那时冬夜之北京,满城飘着蔚蓝的煤烟,似乎全城都早早就熟睡了。走进胡同里,寂寞的路灯,风吹灯影,恍惚还有回到三十年代的感觉。有轨电车在窗下驶过的声音,好像就撼动了整个城市的梦。

张天翼先生的《大林与小林》、《宝葫芦的秘密》曾是我少年时代的励志读物,于是免不了以敬仰心望那闭门的北屋。冬日一个有阳光的早晨,看到被家人推着轮椅到北屋门口一个清瘦的,经过风霜的老人。张天翼在文革前是当过《人民文学》主编的,要是不当主编,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命运。老涂说,他是在咸宁干校就突然半身不遂的。

那一段到老涂家,记忆最深是借书还书。文革前,作家出版社曾以内部资料的方式,出版了一批“黄皮书”,其中的大部分,我都是从老涂家藏书中读到的。记得他特别向我推荐的是艾特玛托夫的《我的包红头巾的小白杨》、《查密莉亚》,凯鲁阿克的《在路上》。老涂喜欢那种苏联油画式描述的细腻情感,而我当时对《在路上》删去的部分充满了好奇心。那时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还未扩散,还是苏联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为审美主调。

在小说组,负责带我的是王扶,她爽直、能干,是从少儿出版社调到《人民文学》的。当时的小说组,崔道怡、王朝垠还都是编辑,他们都是文革前的老人。崔、王之后,业务能力强的女编辑就是王扶、向前与杨筠,向前与杨筠其实都是复刊时就到了《人民文学》,但王扶当时管北京,向前管西北,杨筠管华东,北京是重地,许以似乎更看重王扶。作为最早带我的老师,王扶带给我对编辑这个岗位的理解有三,其一,校对与改错,是当一个好编辑的基础。当时的《人民文学》在新华印刷厂印刷,还是铅字排版,付印前要集体下厂作最后一遍校对,校对是彼此交换,以便发现对方未发现的错误。凡是王扶校对过的,别人是绝对再找不出错字的。第二,编辑与作家间的关系,王扶让我懂得了,一个好编辑绝对不是委身于作家,附依于作家的,好编辑应该在独特理解了作品价值后,才能与作家建立起真正亲近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如不能发展,仍会被作家抛弃。其三,一个编辑的能力与他的阅读量成正比,兴趣面决定了阅读量,阅读量决定视野,视野决定判断力。这三点,第一点是我当时认识的,第二、第三点则是1983年真正到《人民文学》工作后,才逐渐意识到的。这是后话。

当时小说组的午睡是奇观。食堂在楼下,饭是打到办公室吃,饭后每人都打开自己的折叠床,十多人一间的办公室,横七竖八,无分男女,每一空隙都给占满,很有集体生活的氛围。

那时《人民文学》的宿舍在天坛南里,有一套两居室,我和美术编辑杨学光住一间,对门住着四人帮倒台后下台,还没回上海的原常务副主编施燕平。施燕平是张春桥专门从上海《朝霞》调来的,说实在我对他印象甚好,很温文尔雅的一个读书人。遗憾是中国政治,都是以线定人,政治又多风浪,有才华的人往往就是这样,忽然被抛上波峰,迅速又坠向浪谷。这其中,不被风浪裹挟的,反而是相对的平庸者吧。

施燕平当初一直在自己屋里写回忆录,极少说话,问他是一部什么样的回忆?他说是有关新四军的,那是他的青年时代。偶然也记住了他的感慨——一次,我们一起去看香港电影《三笑》,那时常有内部电影票,散场后他感慨说,这样低俗的唱词,越剧《红楼梦》原来的唱词多好啊。从他嘴里,我是第一次听到了“趣味”这个词,因此还专门去找了《红楼梦》的剧本。那还是个饥渴的时代啊。

在《人民文学》实习时最难忘的经历,无非是外国文学名著在文革后重新出版发行,到新华书店排队买书的情景。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这一天同时销售,这是事先预告的,那似乎是1978年的初春时节,天还冷。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先是老干部平反,全国恢复高考,外国名著重新出版发行也应该是一种具体的拨乱反正。我记得第一次上市的名著应该只有十多种,因担心买不到,天未亮便骑车往书店赶。离天坛南里最近的新华书店是磁器口,赶到那里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在这样的队伍里等待天色变亮,书店开门,还怕买不到,当时真有一种参与神圣的激动。第一批开放的书目,要是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查档案,应该是可以查到的。我只记得买了其中的七八本,留在记忆中的有狄更斯的《艰难时世》、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契诃夫小说选》,好像还有一本马克吐温。当时应该都是几毛钱一本。这些书,记忆中仅在我书架上留下了《契诃夫小说选》,汝龙翻译,封面是契诃夫的素描。但现在在茫茫书海中又分明寻它不到,而且其他书已完全记不清去处。原因其实很简单——八十年代开放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等到大量西方当代作品被引进,仅两三年的时间,十九世纪就变成特别陈旧要抛弃的东西了。整个八十年代,我们是一直在追新逐异,不断沉迷于各种新的表达方式。等到回头再重新认识狄更斯或者雨果的价值,已经是九十年代之后的事了。

这段时间,我接手的第一个稿子,是被称为“怪味豆”的北京老作家林斤澜的中篇小说《竹》。王扶把用文件夹夹着的一摞稿子交给我说,你试着用铅笔改一遍吧。林先生是用圆珠笔写的那种滚圆中带点俏皮的字体,说实在,我一读稿子就激动不已。他表面用母女通信的方式,写文革中女儿上竹山,走进父母当年革命的历史真相,时空跳跃特别精彩。其中的景物描写,我至今走进被阳光切割得一块块的山坳里还时时想起。他写山上的阳光是:“那阳光不是匆匆忙忙赶过城市的阳光,那阳光一动不动站住了,站在那里做起梦来了”写山谷用“那口长着绿毛的尖底铁锅,站在山上的人就成了这绿毛毛中间的一个影子。”写光线的感觉,非常之准确。我还记得他写走在溪水中的石墩上,“小溪先是呲牙咧嘴地逗我,走到中间来劲了,往我脚脖子上缠,还推我的脚丫呢”,生动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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