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经典与后现代意识

西方文学经典与后现代意识

马汉广

本文认为,在西方,文学经典化的过程是和去经典化同时并存的,因而不能因为后现代时期重视对经典的颠覆与解构就否认这个时代有经典。后现代文学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经典。这些经典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后现代意识以及后现代文学思潮精神品质的入口,在此突出而清晰地表现出后现代意识对启蒙与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与精神建构。

说到文学经典,人们经常会从一种常识的角度去理解,将它看作是永远具有权威性和典范性的作品,就像马克思说古代希腊神话那样,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这种理解不能说是错的,因为的确有许多经典作品,其艺术的魅力超越于时代、阶级、地域、民族,比如莎士比亚、歌德等作家的作品,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中国的唐诗、宋词、元曲和四大古典小说等。但这并不代表这些经典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对于不同的读者具有同样的经典意义,所以常识的理解就预设了一种永恒的文学本质和美学追求,以为经典的选择,就是用这个永恒不变的文学本质和美学追求作为衡量标准,对所有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评价的结果。后现代时期强调文化多元价值观,消解和颠覆传统的本质主义文学观和美学追求,拒绝精英意识,甚至从根本上颠覆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因而人们就以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去经典的时代,而根本就不可能有经典产生。

否定后现代文学产生经典的想法,出于对经典的三重误解。

第一,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即设定了一种恒久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本质和审美追求,而忽视了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意识形态等都会形成不同的经典,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和制约的过程,而并不是说一部作品一经被创作出来就必然成为经典。比如我们对爱伦·坡、波德莱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现代主义文学概念的出现,他们恐怕永远会被当作另类。再比如人们对简·奥斯丁的认识,是和当下文化研究的兴起密切相关的;而对夏洛蒂·勃朗特的再认识,则和女性主义意识紧密相关。有些作家在某个民族、某个国家会得到异乎寻常的评价,如中国唐代僧侣诗人寒山在20世纪初的美国,德莱塞在中国那个特定的年代等等。即使有一些作家作品可以超越时空,但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人们的理解和评价也是千差万别的。人们常常引用“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俗语,来说明审美的差异,其实这句话也说明了经典意识的千差万别,以及决定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把文学经典化的标准看作是永恒的,自然也就把那些经典作家作品看作是永恒的。因而当遇到后现代文学在颠覆文学经典时,就误以为他们是反经典的,所以就不可能形成经典。

第二,把文学经典化的过程理解为单一的、连续的过程,而与去经典化对立起来。认为随着文学史的发展,不断有新的作家作品被纳入经典范畴,而忽视了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家作品在不同时代可能被挤出经典的事实。其实,经典从来都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一些作品被认同为经典,自然就会有一些本来的经典被排除到经典之外。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更新过程比较缓慢,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恒久不变的,然而一旦经历文化巨变的时刻,这种更新就会是突变的,这时候给人的印象又像是没有经典或排斥经典。所以,去经典化本身就是文学经典化过程的应有之义,是该过程的一个方面。所以,决不能因为某个时代否定经典或消解和颠覆了一些经典,就说这个时代没有经典。消解和颠覆的是原有的经典,而在这种消解和颠覆之中,一些新的经典被遴选出来了。

第三,经典不仅指超越时代和地域、具有普适性审美追求的作品,还指表现了某一文学思潮的本质特征、因而可以作为这种思潮典型代表的作家作品。比如龚古尔兄弟,虽然在文学长河中地位并不很高,无法和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等大师级作家相比,但其创作非常充分地表现了自然主义文学的主张和本质特征,因而也被看作自然主义经典作家作品。还有那些影响不大、昙花一现的文学流派,虽然其整体并未在文学史上留下多少痕迹,但也同样有自己的经典。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和流派,都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经典。它未必具有永久魅力,而只是比较典型地表现了这个流派的特征。后现代文学也不例外,虽然它一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去经典化倾向,但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些能够突出地表现这种后现代意识的经典作家作品。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后现代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形态和面貌各异,我们如果总是要对所有作家作品经过缜密分析后,才得出有关后现代文学的一些结论,就永远都不能形成任何有价值的认识。

从法国新小说到美国黑色幽默,从英国“愤怒的青年”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西方的后现代文学有着丰富的文学实践。虽然许多作品曾被误解甚至排斥,但现在很多已被接受并成为经典。回顾一下金斯堡被人们认可的过程: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中曾详细地描述,他因涂写反犹标语以及放荡不羁被哥伦比亚大学开除了学籍,但几年之后,该大学又把他作为著名诗人甚至文化领袖请回校园来朗诵他的诗歌。又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甚至被当作伤风败俗之作而被告上法庭。今天,这些作品都成为后现代文学经典。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经典,是在两种意义上提出:其一,有一些后现代文学中的作家作品,因为其独特的艺术追求和审美理想,会成为可以传之千古的典范之作;其二,后现代作为一种独特的文艺思潮,必定会出现一些充分表现该思潮典型特征的文学作品。前者需要假以时日,今天我们还不能确定,而后者却是今天就可以确定的,并且在我们的研究中已经给与了相当的关注。

后现代经典的形成,相比过去时代的文学经典,必然具有一些新的特征,这是和整个后现代文学思潮的发展紧密相关的。按照麦克黑尔的说法,后现代文学已经从传统文学的认识论关注转向本体论关注,即对现实的本体论怀疑。伊哈布·哈桑指出,后现代文学具有一种自我相关和自我悖论的倾向。詹明信把后现代文学和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作为特定的文化形态,其表现着鲜明的去中心化、去深度化、去历史化、去主体化的特征。福柯、布迪厄、波德里亚等人,更重视的是文学与权力、文学与当下政治之间的关系。他们讨论的都是后现代文学对现代主义文学乃至传统文学的突破。于是有人据此认为,后现代文学具有一种强烈的断裂性,表现着对传统文学的彻底反叛。这种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通过对后现代经典的深入研究,我们会发现,这只是后现代文学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它与现代主义文学、传统文学依保持一种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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