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日，由于学诗经的缘故，我又关心起了哈辉。

哈辉是陕西汉中人，中国青年歌唱家，唱了很多的古典音乐。中国国学推广大使，研创了所谓的“新雅乐”。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曾经先后赴美国、英国、土耳其、以色列、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南非、赞比亚、安哥拉以及中国的澳门、香港地区进行该方面的巡回演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代表作是《关雎》和《相和歌·子衿》。

对于像哈辉这样的人，我一向是十分敬重的，因为她正在把古典的东西与现在的精神元素相结合，做一件利于民众灵魂建设的大事，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勇敢者。在中国，在音乐文艺方面，这样的勇敢者，在我看来一共只有两位。于台湾，其白先勇；在大陆，唯有哈辉。然而，由于我一贯的意思，不因对一个人充满敬意而失去了对她的批判。今日便是。而且批判的对象正是哈辉女士的代表作——《相和歌·子衿》。

也许在大多数的人们听来，《相和歌·子衿》可能是哈辉所有作品中，最清雅，最悠扬的一首，然而《诗经》既然是国粹，是一种中华文化精神的象征，这也就使我们不能完全从艺术的角度去欣赏这首歌曲，而更应该从学术的角度来勘探它的漏洞。

比如说它的题目在《诗经》的原题前面加了三个字“相和歌”。什么是“相和歌”呢？“相和歌”之名，最早来源于《晋书》：“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也就是说相和歌应该是滥觞于汉代的一种歌曲，“相和”二字取“丝竹相和”之意。根据现代的研究，相和歌在秦代或者更早就有所出现，但时间大约在战国时期，绝不会更早，达到春秋。而且就我们知道的来看，孔子之前，《诗三百》就已经成为了定篇——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篇》）所以《诗经》的出现至少不晚于春秋。绝对不至于到战国，甚至秦汉。这是哈辉《相和歌·子衿》中的第一个错误，时代的舛误。

第二个错误，在于她未能完全把握《诗经》本身的意旨，这一点从哈辉在两个字的发音就可以看出来——“挑达”。哈辉把这两个字唱成了“tiǎodá”,其实这两个字正音应该是“tiǎo tá”。挑达，亦作“挑闼”或“挑挞”。毛传上云：“挑达，往来相见貌。”朱熹《集传》上解释：“挑，轻儇跳跃之貌。达，放恣也。”而且《太平御览》卷四八九在引用的时候，就写作“挑兮挞兮”。这是字音的问题。更致命的地方在于，在哈辉女士的MV中，演唱的地点竟然是北京的辟雍。辟雍是什么地方呢？简单点说就是清代的国子监。我可以毫不犹疑地说，如果真是在清代，在国子监去演奏这样一首朱熹所谓的“淫奔之诗”肯定是不合适的。何况《诗经·大雅·灵台》上有言：“于论鼓钟，于乐辟雍”，就是说在辟雍之地应该演奏是钟鼓之乐，亦即雅乐，演奏国风是不合适的。何况又是郑风！

所以也就产生了第三个问题，就是哈辉所谓的“新雅乐”。其实就她演唱的几首来说，我倒是觉得与其叫作“新雅乐”，不如叫做“新风乐”，或者“新国风”或者是更为合适的。所谓风者，就是牲畜之间的雌雄引诱，所谓“风马牛不相及”就是这个道理。再引申一点说，可以理解成广义的爱情。但是后来，风字慢慢有了另外一种含义，就是一种风气，一种风尚。所以，“国风”可以理解成各地的民歌，也可以理解成各个诸侯国的爱情诗。但不管是那种理解，这个风字是通俗的意思，有别于雅致和高雅。所以宋朝人说：“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见《京本通俗小说·冯玉梅团圆》）可见，风者，俗也。说道这里我就想到，中国人有两个词语很有意思，一个是风雅，一个是风俗。风雅相异，风俗相同，但不管俗雅，它们都能够共同依存，共同构建了我们民族的文化。所以我也希望，如果哈辉女士经常演唱国风的话，那么也不妨把新雅乐就改作新国风，也是有无可估量的意义在。

其实早在哈辉之前，已经有人这样做过了，这个人就是王洛宾。王洛宾先生的《康定情歌》、《半个月亮爬上来》、《玛依拉》、《在那遥远的地方》、《阿拉木汗》、《亚克西》、《达板城的姑娘》、《青春舞曲》等唱遍大江南北。而今，昔人已矣，我们把我们的希望寄托于这个时代，能产生更多的王洛宾这样的人物。况且，受众批判的本身也正在于希望的价值。我们希望于哈辉，希望于民歌，希望于伟大的中华文化。

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mw748219